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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鸿宾:自由独立是艺术家的天性

樊鸿宾:自由独立是艺术家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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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墨到彩墨,从绘画到陶瓷,从青花瓷到高温色釉再到青花瓷与高温色釉的结合,樊鸿宾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不断地探索与实践,按照他的说法,“每一步都没有细想,每一步都走对了”。

樊鸿宾在景德镇古窑址前(2019)

今年4月,樊鸿宾新彩墨作品《阳光高原》荣获日本东京“第十三届国际绘画大赏展”金奖;5月,其陶瓷作品《物华天宝》荣获中国深圳文化产业博览会金奖;8月,他受邀在罗马尼亚阿尔巴尤利亚国家博物馆举办中国画作品展,并特邀参加国际艺术家创作营采风活动。这是樊鸿宾艺术生涯中的又一个丰收年。

从水墨到彩墨,从绘画到陶瓷,从青花瓷到高温色釉再到青花瓷与高温色釉的结合,樊鸿宾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不断地探索与实践,按照他的说法,“每一步都没有细想,每一步都走对了”。近日,樊鸿宾接受读创/深圳商报记者专访,他从日本获奖、罗马尼亚参展,谈到中西绘画之差异,再谈到对中国绘画及中国陶瓷艺术的理解。回顾自己的艺术创作历程,樊鸿宾说:自由和独立是艺术家的天性,也是他本人艺术创作的源头和动力。

樊鸿宾作品《月出天山》,陶瓷《38㎝×26㎝》,已亥年创作


中西绘画之比较

记者:前不久,您和深圳大学邹明教授受邀前往罗马尼亚,在阿尔巴尤利亚国家博物馆成功举办中国画作品展,并参加了国际艺术家创作营采风活动。我知道这个消息时您还在欧洲,现在再次向您表示祝贺。参加“中国艺术家欧洲行——樊鸿宾/邹明中国画作品展”,您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2019年8月,樊鸿宾、邹明在罗马尼亚阿尔巴尤国家博物馆前与国际友人合影留念

樊鸿宾:近距离地感受国际艺术家对中国绘画的理解,也通过自己的作品和努力阐释了中国绘画的艺术魅力,如果你要问最大收获,那就是这个。其实欧洲画家并不理解中国画艺术,他们还以为我们用宣纸画成的作品是草图呢,所以说,绘画材料的不同,是中国画与西画有所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再加上各自的观念在不同的方向渐进演变,中西绘画的差异也随之加大。我跟国际艺术家们一起写生,把自己带去的小幅宣纸跟他们交流使用,他们开始感觉很好玩,感觉在如此薄的纸上作画不可思议,但自己玩不转,才发觉中国画家很牛气,于是心生敬意。

当然,在与国际艺术家的交流中,我也对西方绘画有了更新的认识。在整个国际创作营,我和邹明年龄较大,资历也比较老,但也是最勤奋的艺术家。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创作、写生,累得半死,这没有办法,勤劳是我们中国人的天性。

樊鸿宾作品《山姑娘》,彩墨画68cmX68cm,已未年创作

樊鸿宾作品《母与子》,彩墨画136㎝×68cm,已未年创作

记者:虽然审美观念的形成是渐进过程,但对美的追求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您怎么理解中西方在绘画上的审美差异?

樊鸿宾:对美的追求确实是人类的天性,远古人类有着大体相同的审美趣味,中西方的原始艺术基本一样,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各自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审美观念也随之不同,艺术也由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绘画的发展过程中,观念的作用很大,艺术的差异源于观念的不同。

樊鸿宾作品《少女与鸟》,彩墨画136㎝×68㎝,丙申年创作

记者: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画经历了一个从低谷到向上爬坡的艰难历程。当下许多中国画家认为中国画的表现力远远优于西洋油画。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樊鸿宾:我认为单就表现力来说,油画要超过中国画。油画是将颜料涂在画布上,多层次覆盖,可以永远画下去,可以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深化;而中国画所用的宣纸就不行,尤其是生宣,虽然也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覆盖,但基本上讲求一遍完成,画多了就烂,尤其画线条,表现力因此有所局限。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思考,实际上我们的短板非常大。你用水墨在宣纸上画肖像,水多了眼睛就散了,墨多了鼻子就歪了。音乐也一样,中国二胡的表现力上比小提琴差,这是不争的事实。中西绘画的差异通过博物馆也能感觉到,你去卢浮宫去看看,几十米的大画比比皆是,很壮观,很让人震撼,但你到故宫博物院找类似的大画,转了半天也找不出两三张。客观地说,华人圈以外的世界喜欢油画的人远远多于喜欢中国画的人。但话又要说回来,用这么简单的笔墨,在如此难弄的纸上能画得这么好,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但在表现力上,它确实相当不足,怎样让中国画的表现力更强是我多年来都在思考的问题,并一直为此而努力,尽己所能做了许多探索与改革实践。

樊鸿宾作品《赛装节》,彩墨画65㎝×I80cm,已未年创作

记者:中西绘画存在着差距,刚才您谈到材料和审美观念的差距,除此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樊鸿宾:中国画在宋代达到高峰,宋徽宗赵佶就是天才画家,后来几乎停滞不前,或向另外一个方向极端地走下去了。按理说中国人非常聪明,又有那么多人在画画,但事实上至少与欧洲相比我们的绘画乏善可陈,你到国外的书店去看看,几乎都是法国的绘画作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的某些观念,可以说是与艺术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严重束缚和限制了艺术家的创造力,从而也就压缩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空间。由古代文人士大夫们搞出来的文人水墨画,基本上是一群业余画家在自娱自乐,但却成为了主流,他们鄙视技术,把靠技术吃饭的都打入下流社会,专业画家叫画匠,歌唱家叫歌伎,舞蹈家叫舞伎,总之都不入流,而他们信手涂鸦,画一块石头,画一枝梅花,再写几个字,就自认为是神品、逸品,并且还用一大套理论来支持。当然,如果说他们在艺术上有所建树,是把中国画的某一方面推向了极致,但因此形成的一花独放局面,无疑严重破坏了中国绘画艺术生态,从他们开始,中国绘画艺术慢慢失去了原有的五彩斑斓,日益萎缩,落到只有黑白两色的地步。当然,这期间也有绘画天才,他们虽然不得已也要迎合主流,但确实对绘画本身做了深入研究,能够遵循美术发展规律,因此能别开生面,有所创新,如龚贤、石涛、八大等人,但在那时,他们和中国历史上其他真正有艺术水平且富于创造力的人一样,几乎都是被打压的。中国绘画的悲哀就在于此,专业的被排挤,业余的变成了主流,陈腐的东西代代因袭,创新的东西不被待见。

欧洲在经历了古典主义和学院派的辉煌以后,貌似已经走到头了,但随后又出现了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抽象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和流派,生气勃勃,势头汹汹,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西方的艺术理念遵循着艺术的发展规律而发展,这个发展规律就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艺术,有创新就有无限可能。

樊鸿宾应北京大学邀请做“中国瓷与中国画“学术演讲(2017)

樊鸿宾作品《物华天宝》,陶瓷42㎝×30㎝,丁酉年创作


我是传统艺术的背叛者和反动者

记者:今年春天,您的新彩墨作品《阳光高原》荣获日本东京都美术馆“第十三届国际绘画大赏展”金奖。您怎么看日本绘画?它与中国画与西洋之间有何异同?

樊鸿宾:我参加日本东京都美术馆“第十三届国际绘画大赏展”,是将作品寄去的,无意中获得金奖,而且是唯一的金奖。但我并没有去领奖,他们已经邀请我明年前往东京都美术馆举办个展。

日本绘画跟中国绘画同源,都属于东方绘画范畴,中国绘画,尤其是唐宋时期的中国画,对日本绘画影响非常大。江户时代以后,浮世绘的出现使日本绘画的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升。浮世绘是日本的风俗版画,多是反映市井风情,水平远远高于中国版画。浮世绘传入西方之后,印象画派高更、梵高,包括马蒂斯等人都深受其影响。但总的来说,放在世界范围内,日本绘画也没有太大成就,近代以来东山魁夷、加山又造等人的成就也不高。但日本艺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我看过一部日本的《水浒》刻版连环画,水平远在中国同类连环画之上。

樊鸿宾作品《节日》,彩墨画136cm×68㎝,已未年创作

樊鸿宾作品《飞向太阳》,彩墨画68㎝×136㎝,已亥年创作

记者:我相信您学习中国画也是从水墨开始的,传统中国画以水墨线条为重,讲究内敛、沉静,而您的新彩墨作品热情奔放,独树一帜,这种艺术风格是否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

樊鸿宾:现在一说中国画就是水墨,好像我们这个民族就不喜欢颜色,这真是个天大的误解。我们两晋南北朝直到唐朝,包括敦煌壁画,都是色彩斑斓,并非常讲究色彩关系的和谐美感,而同时期的欧洲绘画还处于原始时期。我们的路本来很宽,宋以后被搞得越来越狭隘,也越来越僵化,所谓简洁、内敛,其实只是中国画审美范畴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以部分代替全部,就像不能以水墨画代替中国画一样。有人评论我的绘画是中西结合,我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中国画就应该这么画,应该回到那条宽阔的道路上,我的工作就是在这条大道上对中国绘画体系进行修正和改变。中国画的前景十分广阔,有着很大发展空间,只是探索和开拓的人太少而已,中国画家都应该努力探索。

樊鸿宾作品《香远溢清》,彩墨画136㎝×68㎝,戊戌年创作

从内心里讲,我认为自己是传统艺术的背叛者和反动者,而我所背叛和反动的就是程式化的绘画模式,只有反动才能创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中国绘画永远都没有发展。教科书总是把我们的美术史描绘得如何辉煌,辉煌确实是辉煌,这毋庸置疑,但作为美术史,它是不够完整的,因为它几乎没有大的发展,没有发展还有历史吗?不是中国画家不行,而是传统文化中那些腐朽陈旧理念限制了艺术的发展。

文化自信首先需要文化自省和自知,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板。复兴中国文化应该从这点入手,只有自省、自知,才能自强、自立,咱们是世界最大的国家,咱们的绘画也应该对世界有所影响,有所贡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观念,摒弃腐朽的旧传统,继承前贤们的创新精神,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改造、发展中国绘画。

樊鸿宾作品《紫梦》,彩墨画136㎝X68cm,已亥年创作

记者:您的彩墨画标志感很强,已经形成一种艺术符号或者说艺术风格,在任何场合可以一眼看出。您能否将这种艺术实践用简练的语言加以概括?

樊鸿宾:要概括确实有一些难度,这些作品出来之后,有人说是后印象派,有人说是表现主义中国画,或新当代彩墨画。我对这些并不上心,我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个完整而丰富的生命体,并非一个标签、一两句话就能概括的。如果要概括的话,我想应该是一种理想表现主义。我的画是一种梦境写实,像真实的梦境,我用的色彩也是为了烘托这种梦境中的真实。我吸收了中国画意象造型的成分和没骨画技法以及当代世界的绘画语言,以我自己的方式融汇它们、处理它们,而所有的一切都只为一个目的:呈现美。具体地说,就是呈现我当年在洱海的阳光里感受到的那种美,那种跨时空的、梦境般真实的美。美就是我的信仰,我的全部创作就是以个性化的方式和独特的方法,尽一切可能去呈现美。在我看来,美术就是始于美,终于美。现在全世界都在造丑,还叫它美术。我们不能违背艺术规律,我期望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樊鸿宾在景德镇工作室绘制青花瓷(2017)


20岁以后听自己的

记者:您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否跟您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或者说是带有明显的西部地域色彩?

樊鸿宾: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域文化肯定会对艺术家有很大影响。我出生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下的银北八队,典型的塞北农村,这片土地可以说是草原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地带,两种文化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骨子里,形成了我的性格。我从小就没有归属感,生在农村,却是城市户口,农村的孩子找我打架,城市的孩子也找我打架,无论是在哪一边,我都是个异类,这无形中使我习惯于独来独往,也更强化了我自由独立的天性,我认为自由独立是艺术的特质,我的性格与它很贴近,后来走上艺术这条路可以说天性使然,自然而然的事。我基本没上过小学,也不爱上学,家搬到银川才上五年级。升上银川二中之后遇到了李浩老师,他带我画画,我也从此爱上了绘画,那时,同学们都去学工学农批林批孔,李浩老师帮我请假留在画室画素描、画速写、画宣传画,所用的材料都是学校提供的。之后我独立组织全校画展,在学校里已经很有名气,已经算是个“职业”画家了。

樊鸿宾作品《鸿蒙初开》,陶瓷36㎝×30㎝,已亥年创作

记者:不落窠臼,不循规蹈矩确实很符合您的艺术风格,那么大学时期正规的美术训练对您有何影响呢?

樊鸿宾:1979年我考入银川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的美术专业,学校的学习条件很差,现在回想,如果把它当养牛场,估计牛都不愿意去。但那时,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都很高,可以说心无旁骛。没有模特的时候,我们男同学晚上在宿舍里光着屁股相互当模特。我的绘画可以说就是在那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后回到二中当老师,每天上完课就画画,绘画基本功越画越扎实。那个时候社会环境很好,全社会都处于学习的状态,所谓“八五思潮”也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因为画得太多,投入太深,我经常忘记上课,忘记在哪个班上课。我一想老师不能当了,这样会误人子弟。于是调入宁夏人民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

樊鸿宾作品《梦之境》,陶瓷26cm×26cm,已亥年创作

记者:您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高研班是在宁夏出版社担任美编期间吧?这一段学习经历应该是您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樊鸿宾:1990年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高研班学习国画,那时要考进去是很难的。期间我师从赵宁安、贾又福、韩国臻和田黎明等老师。中央美院仍是严格的学院派,我在里面接受正规的美术训练,不同的是我并非被动接受,在这之前长期的学习实践已经使我对绘画有了许多个人的思考,我是带着这些思考进入中央美院的,在这里打开了眼界,无论是技术还是认知,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严格的学院派训练如果离开对艺术的本质和规律的思考,有时会是灾难性后果,会扼杀创作的自由。而我一开始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结业后我又回到出版社工作,那四五年间我负责编辑装帧过200多本书,工作完成得很好,获过很多奖项。但我实在不喜欢当编辑,不喜欢朝九晚五的上班开会生活,于是我便辞了职,遍游祖国大好河山,包括到西藏写生创作。

樊鸿宾作品《三月三》,青花乲36㎝×20㎝,丙申年创作

记者:学院派对您也许还是一种窠臼,那么转战深圳呢?当年许多人闯深圳都有一个现实的目标,作为一位艺术家您来深圳之初有何经历呢?

樊鸿宾:1995年我只身游荡到深圳,当时的深圳,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新气象,到处充满活力,对我来说,完全就是自由、年轻的新世界,是我内心希望寻找的新世界。我毫不犹豫就在深圳呆了下来。事实上当初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和规划,我做很多事情都没有仔细想过,可以说是随缘任性,碰上就干,该干嘛干嘛,从来就没有担心什么,而事实也一再证明我的选择都是对的,结果都很好,根本就没什么好担心。我选择留在深圳就是这样一个正确的选择。我有一次跟我妈开玩笑说,20岁以前听您的都是对的,20岁以后听您的都是不对的。如果按照她说的,我根本就不应该辞职,根本就不应该来深圳,她不会让你出门。我从小就有反抗精神和独立思想,只想走自己选择的路,才是对的。所谓自由,首先就是敢于并且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艺术上也一样。

樊鸿宾的欧洲艺术之旅(2019)

记者:您从2007年担任罗湖画院院长和“樊鸿宾美术馆”馆长,这个美术馆是罗湖区为您特设,以您当时的资历来说是一个创举,其中也应该有很多精彩故事。

樊鸿宾:在深圳沉潜十年之后我才开始正式出道,绘画成就有目共睹,2006年诚信德拍卖公司为我举办个人专场拍卖会,这在当时堪称创举,那时候全国没有听说过。2007年成立的罗湖画院聘我为院长,同年建了“樊鸿宾美术馆”,我任馆长,当时这种美术馆的模式在全国算是很创新的。无论是罗湖画院还是美术馆,对我来说是一个平台和窗口。美术馆在罗湖文化公园内,是一栋三层小楼,前面有一个小湖,环境非常优美。美术馆成立的第一年我们就举办了30场画展,参展者都是国内名家。《中国文化报》刊登介绍文章,引起全国反响。我出钱帮别人办画展只有一个要求——高水平。展览费用一分钱不要,他们买画我一分钱不收。当时有领导觉得好奇,问我靠什么维持生活,我开玩笑说那叫境界。其实来参展的都是同行和朋友,美术馆联结市民和艺术家的纽带,有义务帮他们办展。其实,我维持生计和美术馆运作不成问题,卖一张画就够我一年费用了。美术馆大概维持了八九年时间,之后因旧城改造,就搬了。那段时间我收获很大,眼界开阔了,艺术境界提高了,特别是与人打交道的水平也提高了。

刘远长工作室,樊鸿宾与刘远长亲切交谈(2017)


跨界艺术炉火纯青

记者:2011年,您的青花瓷作品《春梦》因构思新颖、造型独特以天价拍卖成交。当时社会反响强烈,很多人喝彩,也有很多人不解。对此您如何看待?

樊鸿宾:这件陶瓷作品2009年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工艺美术百花奖是中国工艺美术界最高奖项,此前停了大约15年,2009年重新举办,共分雕刻、金属、刺绣、漆器等八大类,陶瓷是其中之一。我虽然觉得自己的陶瓷作品蛮好,但获得金奖仍在意料之外,而且青花瓷就这一个金奖。所以那一次高价拍卖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以这个金奖为基础的。我获得金奖对陶瓷工艺界来说是个意外,开始人家说我是画家来捣乱了,我从心里不服气,后来我连续参加了4届,获得4项金奖,分别是高温色釉作品《圣山早春》、《高原牧歌》、《西藏印象》和青花瓷作品《藏女》、《独坐西风钓石边》。这种获奖率在全国应该很少有,至少说明我作为合格的陶瓷工人应该没有疑议了。

樊鸿宾在景德镇工作室修坯(2017)

记者:您的美术创作具有实践或者实验性特点,而您的理论和观念也是在实践中形成的。那么您是如何跨界到陶瓷艺术行列的呢?

樊鸿宾:在艺术上,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贪心的人,印象中美术的各个门类我几乎都干过,漫画、连环画、插图、水粉、水彩、版画、国画、油画、陶瓷、漆画,等等。说我是个实践性艺术家一点也没错,我是个爱干活的人,总是在不断尝试,努力把各种想法付诸实践,寻找不同的形式来表现我所想要表现的东西。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对陶瓷艺术产生了兴趣,并在石嘴山瓷厂进行了早期的陶瓷创作,有青花也有釉上彩,只是那时候条件很差,不可能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但我对陶瓷的爱是天性,由来已久,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玩玩的,从绘画到陶瓷,说是跨界,其实也不是跨界,因为陶瓷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绘画与陶瓷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樊鸿宾作品《心行处》,陶瓷32㎝×40㎝,丁酉年创作

记者:您真正投身于陶瓷创作应该是从景德镇开始的,这算得上是您艺术生涯的又一次转折。您怎么能把绘画艺术与陶瓷制作熔为一炉,而且能做到炉火纯青的?

樊鸿宾:从我第一次到景德镇做陶瓷,至今已有20多年了。出于对陶瓷的爱,我去景德镇是自然而然的事,在那里我才进一步发现了陶瓷的魅力,并且开始明确在陶瓷领域应该干点什么。说起来也巧,我到景德镇的第一步就走进了刘远长工作室。刘远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工艺美术大师,担任过景德镇雕塑瓷厂美术研究所所长以及该厂长,今年82岁了,是我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我在他的工作室做了一件青花瓷,兴高采烈地送给他,他也送了我一件他的作品,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春梦》烧创成功后,他更给出了“精妙不凡、实属难得”的高度评价。

樊鸿宾作品《万类霜天競自由》,陶瓷22㎝×23㎝,已亥年创作

记者:现在做陶瓷的画家也不少,但他们一般只是在瓷坯上绘画,而不过问其他程序。您是如何理解陶瓷艺术的呢?

樊鸿宾:许多做陶瓷的画家,通常是拿着画笔在瓷坯上画完画就了事,只是把画从纸上移植到陶瓷上,我不同,我是整个人扎入到陶瓷里面去,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来创作,我的绘画是融入在陶瓷里面的,而不是浮于表面,绘画与陶瓷是一不是二,它们是一个整体。陶瓷有它自己的特性,泥土带着永恒的大地气息,炼制工艺具有数千年传统,从制坯、绘制到烧造离不开传承与创新的结合,对陶瓷的特性如果没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对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如果没有深刻的认识,就不可能创作出好的陶瓷作品。青花瓷自有柔情与诗意,高温色釉更是色彩艳丽,热情奔放。掌握青花瓷器的炼制已经很难,很多专家没有实践,只能隔靴骚痒,而高温色釉的难度更大。但对我来说,有难度才有挑战,我喜欢挑战高难度的事情。当然,首先在于我爱这个东西,高温色釉的魅力让我着迷,教我发狂。色釉神秘莫测、变化万千,它散发出的宝石般的光泽正好切合我心中追求的艺术境界。比如,仅红釉又分为高温红釉和低温红釉,前者烧成温度在1250度以上,后者烧成温度在700—1250度之间。它们烧制的熔点不相同,为了得到想要的艺术效果,甚至要烧好几遍,每一遍都有很大的风险。可以说,每一个好的陶瓷作品都是在险中求得的。

我在景德镇有一个绰号叫“砸瓷人”

这二十多年来我创作了很多陶瓷作品,但存留下来的并不多,大多数作品我都不满意,都砸掉了。我在景德镇有一个绰号叫“砸瓷人”,因为我信奉一个准则——上不了天堂便下地狱,艺术从来没有二级品。(夏和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责任编辑:江书剑]